错误的恐惧

为何风险常常被错误评估——这种社会挑战并非没有后果。

LOS ANGELES, CA - NOVEMBER 22:  A jet flies over congested traffic on the 405 freeway as it comes in to land at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LAX) on Thanksgiving eve, traditionally the busiest travel day of the year, November 22, 2006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AAA) estimated 38.3 million people will travel 50 miles or more for Thanksgiving, and that 4.8 million travelers will fly to their Thanksgiving destinations.  (Photo by David McNew/Getty Images)

风险:我们的周遭充满危险。恐怖袭击、空难、食品污染——这些都是恐惧之源。不过,或许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事与此迥然不同。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民航客机被劫持,机上 256 名乘客遇难。其后一年内出现了惊人的灾后效应。据统计,2002 年道路交通致死事故数量猛增 1600 起,上升约 4 %。“ 出于恐惧,人们纷纷放弃搭乘飞机,改为自驾。道路交通流量增加引发了更多交通事故,导致更多人死亡。”德国柏林哈丁风险知识普及中心总监 Gerd Gigerenzer 教授解释道。被恐怖袭击所震慑的人们如今谈“飞”色变。“奇怪的是,我们几乎不担心在事故中丧生,但我们更害怕空难、恐怖袭击这类与许多人共同面临死亡的威胁。” Gigerenzer 说。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当自己在机场停车场停好车并起身离开时,统计数据所示的旅途中最危险时刻已然过去。

“有大量数字和统计数据可以佐证,主观的恐惧心理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Gerd Gigerenzer 教授
德国柏林哈丁风险知识普及中心总监

相对于被飞行员带上蓝天,人们觉得自己手握方向盘更加安稳,更为可控。“可控性风险似乎没有不可控风险那么可怕。”全球顶尖风险认知研究专家、美国俄勒冈大学心理学教授 Paul Slovic 说。不过,“911” 恐怖袭击之后的最初几年,美国的商务航班并未发生任何致死事故。

Campo, CO, tornado seen in sharp contrast with yellow wildflowers and clear skies
在美国,每年 3 月至 7 月是龙卷风的高发期。这是 2010 年 5 月龙卷风肆虐科罗拉多州坎波的景象。

感觉与现实存在差异

传染病爆发、恐怖袭击、空难——人们如今总是高估了风险,因而饱受情绪失衡的困扰。“人们很难准确评估风险。有大量数字和统计数据可以佐证,主观的恐惧心理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Gigerenzer 说。

“可控风险似乎没有不可控风险那么可怕。”

Paul Slovic教授
美国俄勒冈大学

如今人们所担心的风险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发生概率微乎其微,风险本身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是两回事。狮子肯定很危险,但动物园笼子里的狮子则没那么危险。“我们生活中面临的风险比过去少得多,心理作用大过现实情况。”德国波茨坦高级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ASS)科学主任 Ortwin Renn 教授说。他对风险认知的研究颇为深入。奇怪的是,如今更为富足安定的现代生活反而加重了这种恐惧心理。“这是因为我们在乎且重视的东西变多了。” Renn 说。他解释道,在发达社会,例如西方工业化国家,人们的恐惧往往更多,而在相对欠发达的社会中,人们期待通过冒险改变个人命运。

三条经验法则帮助你迅速分辨危险的真伪。

1 保持警惕。
关注消息来源。知名机构发布的新闻远比匿名的网络流言可靠可信。

2 分析数据。
检查消息中所列举的是相对还是绝对数字。百分比往往带有一些夸张的效果。此外,谨记统计数字既能支持正面观点,又能支持反面观点。务必密切留意对于数字的解读。

3 切勿自动陷入焦虑之中。
别被传统或社交媒体上耸人听闻的标题吓坏。与其冲动行事,不如先把具体情况弄清楚。

全球化的非理性倾向

我们的评估准确度欠佳有很多原因。我们对于风险的认知受情感而非理智的影响,因而所作出的评估难免会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差异。“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风险分析往往是在所谓‘经验’思维模式支配下而快速自动作出的感性评判。” Slovic 说。我们似乎总是接触到一些不太可能发生的事,加之媒体的报道,让我们确信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并没有那么不可能。这种推理是错误的。最让我们害怕的事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社会与文化因素也在使我们恐惧一事上起到很大作用。尽管如此,非理性是全球化的。普遍而言,龙卷风、空难、恐怖袭击这类罕见又极具震撼力的风险往往被高估,而更加现实的死亡威胁却遭到忽视。风险专家 Slovic 还发现了另外两个因素。对于一个主动选择冒险的人,这样的危险不如强加给他的风险那么可怕。然而,最致命的危险潜伏于无畏的态度中——如高血压、肥胖、酗酒、吸烟。另外,人们认为高脂肪饮食习惯的风险低于转基因食品,这一点也是错误的。

“人们不会被他们了解或自认为了解的事物吓倒。” Renn 说。同样,相对于已经习惯的风险,新技术让很多人更焦虑。不过,因未知而恐惧或患上技术恐惧症并不值得推荐,因为负责任的风险管理意味着创新、进步以及由此而改善生活条件。放弃这些积极效应具有极大的社会隐患。在未知事物面前过于保守会产生较高的间接成本。

这种错误的风险评估行为还与现代技术有关。现代分析方法能够探知极微量的杂质,科学家也已真正具备了“大海捞针”的能力,即在 1024 个分子中找出某个特定目标。更形象地说,这相当于在总长 2000 公里、装满小麦粒的货运列车中找到1粒黑麦。这一能力当然还可用于追踪各种毒素,即使其剂量小到不会影响到有机体。总之,剂量决定了毒性,或者更确切地说,药性。例如,肉毒杆菌毒素是自然界的第一毒物。德国神经学会曾做过模拟实验,一汤匙肉毒杆菌毒素足以毒死整个欧洲的人口。就算如此,许多人依然主动将这种神经毒素注入皮下,还有人用它治疗痉挛、抽筋或大汗。这是因为被大量稀释后,一个小瓶仅含有十亿分之一克的肉毒杆菌毒素。如使用得当,其效益将胜过其潜在风险或副作用。

人们所恐惧的风险受到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影响,日本风险研究人员兼 Litera Japan Co 创会董事西泽真理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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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泽真理子博士
风险研究人员兼创会董事,日本东京

风险认知

受背景因素影响。总是听闻病毒扩散事件的人更容易担心自己也会被传染。相对而言,如果人们已经习惯了某种特定风险,便不会对它们有什么畏惧心理。例如,相对极少亲身经历地震的德国人,世代与地震为伴的日本人对这种风险的感觉要轻松很多。

食品质量
相反,日本人对食品质量问题极其敏感。他们讨厌一切人工添加剂或人工色素。而美国人却能容忍有助于延长食品保质期的人工添加剂。与欧洲多国一样,对动物进行激素治疗在日本也是大忌,但在美国却司空见惯。以上例子充分表明,人们的风险认知受文化影响。

新兴技术
这一点在对待技术创新的态度中也可看出。德国习惯在初期进行风险调查。德国人清楚了解没有所谓100%无风险的技术,因而面对陌生的新事物,他们总是犹豫不决,十分谨慎。这可能也稍稍反映了传统的德国式忧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技术进步敞开胸怀的美国人。在日本,高端技术同样得到极高的推崇,并已大规模应用——从准点行驶的高速列车到酒店前台的机器人。

信息洪流改变风险认知

除了分析精度不断提升,媒体对于危险的大量报道也在改变认知。全球各地的新闻扑面而来,它们很少会影响到个人,对我们对风险的认知却产生极大影响。尤其是诸如食品中检验出化学物质这一类的信息,总会引发连绵不绝的舆论浪潮。尽管这类批评性报道有其自身价值,但经过冷静观察之后,人们往往会发现其中所披露的内容远远没达到可称为危险的地步。相对而言,食品领域中真实存在的一大风险因素却很少引起公众关注:即消费者的卫生习惯。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反复强调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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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学会合理审视风险,才能在未来更好地应对风险。”

Ortwin Renn 教授
德国波茨坦高级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科学主任

在德国,空肠弯曲菌是最为常见的肠道感染源,每年记录在案的感染病例超过 70000 起,实际数量可能更多。然而,很少有媒体对此进行报道,也很少有人了解这种致病细菌,即便它存在于几乎每一间厨房、每一种烤肉。通常触碰烤架上某块生鸡肉后,再用同一只手去摸香肠就有可能导致感染这种细菌。

风险的政治意义

公众越焦躁,政策制定者越难保持理性。这一规律在食品安全、核电及绿色基因工程等争议性话题中已得到反复验证。风险意识是消解这种紧张氛围的利器。“只有当我们学会合理审视风险,对风险信息进行理性判断时,未来,我们才能更好地评估并应对风险。” Renn 说。这位风险研究人员强调,风险是无法避免的,“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摆弄数字

操控:在处理数据时,经常有不少歪曲事实的机会。数据图表尤其能极大影响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以下三例展现了图表设计者是如何操控信息的。